不忍直视的历史往事一一袁世凯的双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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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历史散文||不忍直视的历史往事一一袁世凯的双面人生

原创： 清风明月夜 曦园文学 昨天

不忍直视的历史往事
——袁世凯的双面人生
文|清风

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赵藩在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联被称为“攻心联”。说的是诸葛亮对法正“缓刑驰禁”的劝谏，指出要审时度势，从宽与从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我认为，这一史观，同样也适合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像非议颇多的时代英豪。
清末民初，有一位叱咤中国的风云人物。他曾总督朝鲜，创立新军，施行新政，促使清帝退位，实现南北议和，成为民国第一任总统，他，就是饱受争议的袁世凯。

作为中国近现代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人物，我一直有一种疑问：袁世凯到底是不是卖国贼？“二十一条”算不算卖国条约？他为什么逆流而动想当“皇帝” ……
带着这些问题，在一个深秋的假日，我驱车来到位于河南项城东南17公里处王明口乡袁寨村的袁氏故居，来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个乡人眼中的袁世凯。
也许是假期吧，景区游览的人络绎不绝。午后的阳光，暖暖的，秋风里，有着浓浓的桂花香味。我站在“袁府”门前的广场，打量这座宅院的轮廓，想像当年这里的恢弘与肃整，喧闹与神秘。
资料上介绍，袁府原来占地270亩，地主庄园式，与我在河南巩义看到的康百万有相似之处。袁府曾有明清特色的各式建筑248间，周围1800米长、10多米高的寨墙，还有6座炮楼及三道护城河。
走进去，可以看到，袁府整体按中、东、西三轴线布局，分东、中、西三组纵深院，院落幽曲相连，形成一组完整且森严的建筑群。房屋由砖瓦、木材、白灰等建筑材料构成，房顶屋脊上，雕有狮、虎、豹、马、猴等，四角桃檐高耸，饰有龙纹兽尖，属于典型的中式建筑格调，袁世凯就出生在东宅院腰楼西间里。
袁氏家族祖籍汝南郡，即今河南汝南县。元朝末年，袁氏在其分支主系十三世祖袁持衡主持下，迁居项城。清咸丰七年，看过风水的袁氏家族看中这块地，花钱买下，而后建造了这座府第。很可惜，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建筑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已移作他用。
就是这座宅院，袁世凯度过了他的童年。也从此，开启了他起起落落、跌宕激越的人生。

袁世凯出身官宦人家。他的叔祖袁甲三曾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兵可给事中、直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之兄袁树三（即袁世凯之祖父）、其弟袁凤三，也先后为官。因为袁甲三，家族声威大振，官运亨通。清咸丰年间，袁家人食一品俸禄的6人，二品俸禄3人，四品俸禄的1人，七品俸禄的3人，这是袁氏家族最兴盛的时期，一门同时13人受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为当地地主豪绅，曾捐同知官位，而袁世凯后来被过继给无子的叔父袁保庆。六岁时，养父即为他寻觅老师教四书五经。他曾随养父宦游济南、扬州、南京诸地，并曾在南京学习武艺，“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清凉山、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他自小喜爱兵法，曾购买很多兵书，立志学“万人敌”，曾说“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13岁时曾写下“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在南京， 登上雨花台时，曾做《怀古》一诗：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可谓年少有志，不甘平庸。
然而，袁世凯的科举之路，却不是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连遭挫折。
曾被要求赴北京“读书上进”的袁世凯，在1876年的秋天，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成功。1879年，袁世凯以叔父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他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愤怒之下，他把诗书付之一炬，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对于科举制度，他几乎咬牙切齿。

两度落榜的袁世凯不愿久困家里，决定去外面闯荡。他作诗《感事》一首表明心迹：“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当时的他，眼高心大。此后，他投奔了与养父交好而在山东登州驻防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袁世凯一改心高气傲的秉性，“谦抑自下，颇知向学”，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同时，在幕府中继续读书，并在给三哥袁世廉信中说：“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1882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彻底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
当年， 朝鲜国王李熙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发动军事政变，朝鲜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于是跟随吴长庆率部东渡朝鲜。在战斗中，袁世凯冲锋在前，英勇杀敌，兵变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赞扬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当年，23岁的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谁能想到，科举落第的他，却精于用兵呢。1884年，袁世凯又在甲申政变中，率兵打败欲挟制王室的日军，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袁世凯的优异表现，引起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注意。后来，李曾力排众议，重用被嫉妒攻击赋闲在家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这一年，袁世凯才26岁。

甲午海战，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一触即溃，让袁世凯深思，他萌生了用西法练兵的设想。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他深知兵败的根源，他要有所作为。由于他在朝鲜练兵的经历，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张练兵，因此，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他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兵改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光绪帝批准后，袁世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
看着墙上展示的袁世凯练兵的规范与要求，不能不感叹当年袁世凯独到的眼光与魄力。袁世凯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甚至，他还像曾国藩一样，编写了《劝兵歌》，朗朗上口，易于操行。这座天津兵站，培养出了像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民国总统、总理、督军等军政要人。北洋新军也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

百日维新，是袁世凯倍受争议的开始。在年轻而想改变现状但又缺乏实权的光绪帝，决定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实行戊戌变法后，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升级了。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决定策划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太后，并杀死慈禧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同时派谭嗣同与袁世凯在寓居的法华寺商谈，袁世凯受到光绪帝召见。但第二天早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入紫禁城，宣布临朝训政，罢斥康有为等维新派，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关于是不是袁世凯告密，存在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但也有人认为，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慈禧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他已从后党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慈禧即将上台的消息，害怕被牵连，遂向荣禄告密，加重了政变的后果，导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诛杀，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有人说，他这是出于权衡局势下的自保之举，他明白用新建陆军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并且是大逆不道，违背儒家纲常。但此事也成为袁世凯的一大心病，为免骂名，他不得不写《戊戌纪略》来为自己辩解。甚至成为民国大总统之后，1914年，追认戊戌六君子为先烈，并建祠立传。

此后，袁世凯的地位扶摇直上，40岁升任山东巡抚后，全力镇压义和拳民，通过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乱。李鸿章去世后，他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跃而成为红极一时的实力派人物。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中的观点，又一次在袁世凯的身上重演。
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日渐强大，引起了把持中央权柄的满洲亲贵集团的警觉，为了世袭地位及特权，他们煽动弹劾袁世凯，逼迫交权。而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后，成为摄政王而早对袁世凯有所不满的载沣立即解除了袁的职务。被解职的袁世凯只好回到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他甚至让人拍下了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拿钓竿的照片，寄给上海的报纸发表。但袁世凯实际上，却在寻找着复出的机会。他曾写《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诗篇抒发心怀：“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表达他郁闷、难解的心情。

但历史的机遇，又一次降临。
1911年10月10日因兵变而引发的武昌起义，逼迫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临危受命的袁世凯，于是在清廷、革命党之间斡旋，在经受暗杀，协议谈崩，甚至孙中山向日本借款筹划内战（未成功）形势下，袁世凯通过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等条件，结束南北对峙。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下诏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历经276年的大清对中国的统治以和平方式终结。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但宋教仁案，又一次让袁世凯处于风头浪尖。宋在上海遇刺后，革命党人认为是袁世凯所为，但他却矢口否认，然而查证后的结果却是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而宋案凶手武士英则是共进社成员，属国民党阵营。后来，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这是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不仅遭受挫败，也揭开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后，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的事实，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并在对国民党人的告诫中指出：“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词，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单简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他们之间，孰对孰错，孰真孰假，有几人能说得清？也许，立场不同罢了。

二十一条，也是袁世凯躲不过的“罪责”，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孙中山为筹措资金抗击北洋政府而与日本人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日本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与借款案有相同点的《二十一条》，逼迫北洋政府承认日本取代一战战败国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袁世凯面对如此苛刻的条款，非常激愤。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见其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时说：“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袁世凯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露日本之无理要求，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并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民众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日本政府不得不删削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丧权辱国的第五号要求。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在日本政府下最后通牒，并以武力相威胁后，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为避免开战，接受日本条件，并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其言也实，其情也真。此后，北洋政府把5月9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
胡适评价此次条约签订，“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袁世凯传》中也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为何要妥协签约？除了弱国无外交，不具备抗衡日本实力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时任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为此，袁世凯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日本外务省档案馆至今存有一份孙文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历史的真相，有时出人意料，让人大跌眼镜。

袁世凯称帝，也是国人最不能原谅的。1915年12月，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尊号，准备成立中华帝国，设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随后，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接下来，贵州、广西相继响应，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忧愤成疾的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他仍然没有打破家族年龄最大超不过57岁的宿命。
事实上，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帝号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他还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是继任者黎元洪还是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行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在河南安阳选定洹水北岸，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袁林”。
袁世凯是不是真的当了83天的皇帝呢？学界新论认为，他改元“洪宪”意即弘扬宪法，此外，从他颁布的“新皇室规范”对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来看，并没有以往的封建专制皇帝之实。甚至在袁世凯死后，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自己的儿子袁克定。（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修改过后）的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名单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内。）
“袁世凯很清楚，过去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持续不下去了。他本人也曾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并在天津试点推行普选，产生议会。”袁世凯研究专家、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刘路生认为，袁世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建设构想，历史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民国初年纷争不已，让他忙于应付，根本来不及着力于此。但刘路生同时又认为，以袁世凯的个性，他应该也不会愿意成为一位“虚君”。有人揣测，袁可能是想选择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制。根据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强大和君主制印象十分深刻。
有一次，参加一所大学组织的文化沙龙，一位已退休对中国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老院长说，袁世凯是被身边的封建遗老“绑架”称帝的，只有袁世凯称帝，他们才能有官阶、身份、地位，才能永葆荣华富贵。这一观点，也颇有道理。
但不论如何，毁誉参半的袁世凯，终于可以盖棺定论了。

袁世凯少小离家后，这座故居，他曾经七次回来，或省亲，或奔丧。但今天，这里已经成为研究袁世凯一生的溯源地。透过这个窗口，抚今追昔，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了解袁世凯，从而给予一个客观而中肯的评价。
他是一个乱世中的英雄。晚清的中国，已经内忧外患，生逢其时的袁世凯在科举屡败的情况下，仍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成为晚清、民国以及中外关注的焦点人物。虽然，在私生活上，他一妻九妾，生活奢华，但仍然难以掩盖他对清末民初中国的巨大贡献。
他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无论总督朝鲜，还是小站练兵，创建新军，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即使隐居安阳，也是在等待时机。他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竖起的“立宪”的大旗，在他的努力之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才得以成立。此外，他还不断探索区域自治制度，寻找更好的地方治理模式。他曾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机制，敢于越雷池，开全国之先河，其成效和意义影响深远。
在发展经济方面，袁世凯在农业立国传统的基础上，注重工业、商业发展，主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侨资。他认为实业兴国，积极发展实业经济，甚至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工厂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等，快速发展。他还推行筹措公债、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整顿税收，扩大进出口等，活跃国民经济。国家财政有了很大提升，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作为科举应试失败者的袁世凯，在教育上，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让沿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得以废除。他兴办新学，在政府财力不充裕的情况下，宁肯压缩军队开支，也施行全部免费的新式学校。他一直认为：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在他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包括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保定武备学堂等等。
他还禁赌，并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有人评价他实施的废科举、创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系列新政，无论改革的广度、力度、深度，都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有人说袁世凯是卖国贼，甚至丧权辱国，实际上，他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在督办朝鲜时，就曾向清廷建议废藩建省，将朝鲜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但由于清政府当时内外交困，无暇顾及，对他的提议没有回应。而他促使清帝优待退位，让清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避免了领土的分割与民族分裂。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明确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阻止了英国以麦克马洪线制造的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领土争端。另外，他还挫败了俄国鼓动外蒙古独立的企图，通过晋封大量蒙古王公们为亲王的方式，让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

对于如何评价袁世凯，国内基本上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点。之前，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和贬低：“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现在信息渠道的多远，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他详细分析、客观还原。一致认为：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专家，曾撰写了《袁世凯评传》的历史学教授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看来，离开当时的大环境来去分析历史事件与人物，是难免偏颇的。
既然历史选择了袁世凯，未来，还是让历史去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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